香港产业发展路在何方？ | 陈经

2月2日，由香港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推行的“香港美食车先导计划”在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广场开幕

香港有“四大支柱产业”的说法，分别是金融服务、贸易及物流、旅游和工商支援、专业服务业。这些支柱产业，建立在几代香港人努力奋斗打拼的基础之上，也与香港特殊的历史与地缘因素直接相关。回归祖国 20 年来，随着周边环境的巨变，香港势必要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潮中探寻新的发展思路，准确定位自身。

对香港来说，产业的升级与迁移并不是新鲜事。

上世纪50年代，香港的转口贸易兴起。50-70年代，香港积极发展制造业，纺织、成衣、电子等劳工密集型工业高速成长，并带动了工业多元化。这是一个让香港获益良多的发展阶段，制造业占总体经济30%以上，奠定了香港成为亚洲四小龙的基础。

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香港制造业北移，第二产业占比从1980年的31.8%降至1997年的14.6%。香港产业结构轻型化，向服务经济转型，第三产业飞速成长。从数据上看，这是香港历史上发展最快的阶段，人均GDP增长了6倍多，一举进入世界前十前五，也是香港最为意气风发的年代。发展这么快，主要拉动力量是服务业，1983年以来增长率高达17%，世界上没有任何地区可以相比。而其中，金融、保险、地产、商业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增长率更是高达21%。

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两波强力拉动，让香港成为耀眼的“东方之珠”。90年代前期，香港GDP相当于整个中国大陆的五分之一，达到了不可想象的历史最高比值。中国改革开放前20年，可以说受益最大的是香港，发展速度超过了内地城市。此时的香港，连文化影响力都非常大，影视与歌曲在东亚非常流行，在全球都有相当地位。

80、90年代的超级增长，让香港成为亚太国际金融中心。超过500家银行在此聚集，世界百大银行有85家进入香港。这里有亚洲第二大股票市场，世界第二大外汇市场，第三大黄金市场。以此为基础，香港的基金管理、股票分析、融资策划、商业服务领先整个亚洲。世界著名的顾问、法律咨询、会计公司，都将香港作为重要基地。仍然在制造业辛苦打拼的中国大陆此时并不清楚，这些利润丰厚的现代金融行业，是经济繁荣的顶端产物。香港抓住了这个机会，在短短20年内实现了跨越式的成长。

但是客观地说，香港毕竟体量太小，这种超级增长的基础并不稳固，很大程度是靠历史机遇，而非内部产业自然升级。世界领先的银行与金融、咨询服务公司跑来香港，不是因为香港本身的五六百万人口，而是面向整个东方世界。

此时的香港，是整个中国大陆出口全世界的转口中心，超然的地位全球独一无二。香港制造业虽然迁出，但仍然在华南的生产网络中占有重要地位，香港厂商1996年在珠三江雇佣了超过500万工人，产业链中研发、设计、营销等高端部门仍然在香港，是整个香港经济的重要根基。

但香港制造业在北移华南之前，层级并不高，即使不迁走，也很难自然发展出全球顶级的金融服务业、专业服务业。香港以金融服务为龙头的产业结构，表面上与纽约、伦敦、东京类似，但是背后作为支撑的制造业、高科技行业基础，与这些顶级城市相比有不小差距。

因此，1997年的香港虽然处于经济极度繁荣之中，却也并非没有隐忧。广为人知的是香港的地产泡沫，短短十余年房价上涨超过10倍。1998 席卷亚洲的金融风暴捅破了人们的乐观预期，到2003年房价下跌超过60%，许多人资不抵债甚至破产，如著名歌手钟镇涛，自1996 年起开始炒房，在遭遇金融危机后，负债累累，并于 2002 年申请破产。但是房价后来慢慢恢复，到现在甚至比历史顶点还高不少了。金融风暴对香港的影响，是很多人的收入再也回不到从前，香港的营业经理，一直没有恢复1998年前的收入，比那时要低三分之一。

香港回归之后，与其说是在寻找产业发展的新路，不如说是经济基础受到各种冲击的考验。产业基础并不牢固的香港，面对这些考验，难言乐观。而香港寻找新发展方向的努力，也受到基础薄弱的制约，取得的突破不多。

2003年，为扶持香港经济，中央政府与香港签定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将广阔的内地市场向香港服务业等产业开放。最明显的是“自由行”，到香港旅游的内地游客数量连年暴增，2013年内地游客占游客总数75%，超过4000万人次，是2003年的4.8倍。得此强助，香港旅游业在回归后取得了突破性发展。2003年至2013年，过夜游客在港消费额暴增51倍，高达1527亿港币，旅游业也成为香港支柱产业之一。但之后受2014年9月占中事件的影响，旅游业增长乏力。

香港回归初期，正是信息科技产业革命火爆全球之际。香港也推出了发展信息科技的产业规划，如占地24公顷投资158亿的数码港计划。代表人物李泽楷1999年投资220万美元占腾讯20%的股份，按照腾讯最新市值 3000 亿美元计算，如持股至今，其股权价值将达 600 亿美元。

从贸易金融向知识科技转型，是很好的想法，信息科技也确实是能取得飞速成长的极好产业。如果香港能抓住这次机会，将会是又一次产业飞跃。可惜的是，香港虽然资本雄厚，但缺少发展出IT大公司的能力。

回头看，香港应该利用资金优势招揽全球IT人才，面向大陆市场与全球市场发展IT能力。但是香港产业发展历史上就缺少科技基因，投入重金建设的高校虽然有全球顶级的基础设施与师资力量，但历史尚短，与产业难以匹配。

因此，香港的信息科技发展计划浮于表面，脱离产业发展核心。而一河之隔的深圳，却抓住了IT产业软硬件发展的核心，华为、腾讯等企业成长为全球顶级企业。香港的IT企业没有找到合适的市场，也没有开发出值得一提的软硬件产品，基本只是在本地小市场做一些不大的应用。

2001年，李泽楷将手中腾讯的股权以 1260 万美元转让给了南非MIH 公司，这种投资眼光的事不宜苛责。但是整个香港没有跟上IT时代，连电子商务、互联网服务、移动支付、交易软件、商务软件应用都落后于内地，反应了香港的科技与产业基础存在严重缺陷。

5月23日， “支付宝 HK”在香港一家零售店进行扫码交易测试5月23日，“支付宝 HK”在香港一家零售店进行扫码交易测试

香港面对的另一个重大挑战，是2000年以后中国大陆企业开始的制造业产业升级。

其实90年代末港资企业在内地制造业地位很重要，产业链上的位置也很好，如果在整个中国的技术升级潮流中跟上形势，香港的相关企业也会有大发展。但是香港业者在内地的制造业企业，技术层级本来就不算高，注重的又是外贸交流、品牌、营销，与内地创业者及国企集团相比，对研发缺少原始的本能关注。随着内地制造业企业不断产业升级，港资企业慢慢脱离技术大潮，原有的产业链优势逐渐瓦解。企业在香港招高管、经理、销售相对容易，招研发就缺少积累。这样的情况下，就出现了人才资源错配，即使高管、经理、销售也慢慢能力下降，收入下降，曾经以技艺高明著称的香港技师日渐凋零。因为研发的退步，本就不稳固的产业基础，在回归20年以后，已经相当不容乐观了。在亚洲四小龙中，香港几乎是产业基础表现最差的，人均GDP已经被注重研发的新加坡超过。

香港也曾经提出“中药港”、“科技园”等产业构想，都是与数码港类似的产业园区。但由于整个城市研发基因的缺失，发展不温不火。设想靠重金投入，凭空造出产出丰富的科技园区，在全球来看，缺少成功的先例。以产业为依托，产学研合作共同升级是更为自然的办法，根基是产业实践。缺少高校资源的深圳，以产业发展为核心进行的高科技转型进展很好，成为中国最突出的创新型城市。而同一时间段，香港的制造业产业基础悄然瓦解，科技创新虽然投入重金，也难有抓手。

让香港成为航运中心、区域发展中心之类的设想，并非香港单方面努力就能实现，需要整个区域的配合。香港回归以后不久，中国加入WTO，进出口贸易飞速发展，香港作为航运中心其实受益极大。但是内地城市也要发展，以前依赖香港，条件具备了自行开展贸易是自然趋势。香港集装箱吞吐量从全球第一降到全球第五，并非发展策略有问题，而是内地发展的必然结果。

现在来看，香港的优势产业仍然极为突出，金融、贸易物流、旅游等行业在全中国城市中地位超然，与之相关的工商与专业服务也有相当优势。只是回归20年来，这些产业优势或多或少有所减少，或者依赖内地的支援，这不免令人失望。而香港社会，也因为产业未有新的突破，呈现了“内卷化”的趋势。香港经济极其依赖地产业务，贫富分化非常严重，供给不足房价高涨，青年生活困苦缺少希望，也因此产生了一些社会问题。

香港应该意识到，回归之前的高速发展并非全靠自身努力，而是有相当的地缘政治因素，金融等高端产业存在基础性问题。更不能因为表面上的高端产业而自视过高，忽视与内地经济的紧密结合。香港应审时度势，放低姿态，加入到蓬勃向上的中国经济发展大潮中，寻找自身的定位。

中国经济在迅速发展演变，而香港在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半个世纪中发展成就极为突出，在资金、商业网络、金融基础等各方面的积累很多，对中国的发展仍然能发挥很大作用。香港应该脚踏实地放弃一些没有基础的设想，也不要过于突出特别行政区的独立性，将自己置身于中国城市之外，而是应该顺应潮流，在整个中国的背景中找到自己的优势。可惜的是，因为一些政治性的纷争，虽然有识之士认识到了这个大方向，香港对于产业发展发向仍然缺少足够共识。香港高铁、港珠澳大桥等重大工程纷争不断，发展受影响不小。

展望未来，如果香港能凝聚共识，又能得到祖国大陆的大力支持，没有理由发展不好。香港回归以来的产业发展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只要跟上中国整体的前进步伐，未来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