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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弟我所理解的《重说中国近代史》

热度:156   发布时间:2016-04-29 11:19:03.0
我所理解的《重说中国近代史》

  我们为什么要学历史,假如一天早上,你突然失忆了,忘记你自己是谁了,想想看你今后将面临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历史看似没用,实际上我们离不开他。对于个人还是民族,记忆不可或缺,历史就是民族的记忆。很多人在某种程度上处于失忆状态,所以一直安放不好自己的位置。在历史的长河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那么在世界的格局中也定位不好自己的位置。

  这本书的作者是张鸣,应该说他跟袁腾飞比较像,个性鲜明,嬉笑怒骂中藏着对近代中国的悲悯之心。《重说中国近代史》关键词应该就是重说了,对于中国近代史,学界对它已经早有定论,但是在作者看来是值得重新理解和思考的。

  作者开篇就讲到了国人对于近代史的“心态问题,他认为我们需要冷静地审视过去,只有从心理上走出我们的中世纪,过去的辉煌历史才有价值。于是,他提出了国人对待对近代史的“三妇”心态:

  第一种是怨妇心态。就是总觉得你们欺负我们。我们怨得要死,我们苦大仇深。总是在哭,总是在闹。不仅哭闹,还时不时要掀起衣襟给人看:我这伤疤就是当初你弄的。

  第二种是泼妇心态。凡是讲打,打不过就挠。把整个近代史写成仅仅是反抗的历史。这个反抗的过程,虽然可歌可泣,但毕竟没有打过什么胜仗,充其量就是挠人一把,还挠不到脸上。但还是推崇,因而创造出很多神话。如果当时斗争真有那么波澜壮阔,就不会有这段被称为半殖民地的历史。

  第三种是情妇心态。在它看来,殖民历史也是好事,不殖民怎么进步?这种心态看到了殖民给被殖民国家带来的文明,却看不到殖民本身的掠夺与奴役。就像有人提出的香港应该再被英国殖民三百年。这是一种变态的心理。

  作者的这种“三妇”心态,确实很新颖,也很大胆。它反应了中国人不健全的心态下历史观。也一定程度的说明了我们的国民性。胡适先生曾经说过,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无论怎么解读。我们也无法去考证一切,有时也没办法太较真。所以我抱着一个正确的心态去看待这段历史就行了。 

  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其实也是中西两个体系的战争。所以我们不能孤立的来看待中国和西方两个世界体系,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对于东方资源的掠夺就是输出型的体系,属于殖民体系。中国的天下体系叫朝贡体系,天朝是中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国是天下的共主。而英国人,在完成了工业革命之后,要炫耀工业革命的成果,要来谈通商,希望中国可以按照西方规矩贸易来经商。那么英国人的价值观和当时中国人的世界中心观应该说是格格不入的,所以战争无可避免。

  以商业立国的英国人在和中国人贸易中就吃亏了,所以就希望通过鸦片来打破这种贸易结构的不平衡。其实很简单,战争就是商业行为的延伸。只不过在那个时代还是丛林时代,道德规则就是弱肉强食,西方要迫使中国全面接受正在形成中的资本主义世界的体系。于是战争就爆发了,禁烟,也只是个引子而已。

  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

  中国被挨打了,被迫接受西方的规则。我们不禁要想,如果不挨打能向西方学习吗?不挨打就学西方的日本人做到了,但是中国人做不到,这可能也跟国民性和民族性有关。所以如果不能正确的对待历史,就不能走出历史,那么我们过去的历史文明就没有任何价值。

  自满人入关之后,汉族士大夫的受到压制,皇帝讲究乾纲独断,喜欢奴才,而不是有抱负的士大夫;统治腐朽,太平天国,农民造反,内忧外患,清朝眼看就要真的玩完了,这个时候汉族士大夫崛起,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开始一系列自强运动,学习洋务,进行变革,清王朝又迎来了一次中兴,可以说是太平天国把汉族士大夫的积极性焕发出来了。但是没想到甲午战争的失败,给洋务运动带来了灭顶之灾,当然不能说洋务运动一无是处,只是没有学好、没学透,只变器没有变质,是一种低层次的改革。

  经过甲午战争国家的生存危机已经是十分严重了,变法的呼吁也是十分的强烈。然而在一个帝-后的二元结构当中,禧太后本身也是政治女强人,自然也不可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大权旁落。康梁等人却希望光绪帝乾纲独断,没有人呼吁让禧太后来主持变法,所有人都把她忽视了,所以结果就可想而知了,但是虽然是失败的,但是戊戌变法仍是一场规模宏大的思想启蒙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自上而下的制度变革。

  袁世凯这个人

  对于袁世凯当大总统,历史对于他的诟病很多,窃国大盗,复辟元凶等等。但是作者却认为,袁世凯当总统是名至实归,当时没人认为是孙中山的,孙对于辛亥革命的作用有限,袁世凯手握兵权,极具声望。然而袁世凯虽是政治强人,毕竟有术无学。政权的转换带来的各种的动荡,毕竟延续了两千多年帝制的传统,老百姓习惯有皇帝,当时的社会,还是强调忠孝礼义,没有了皇帝,中国人看起来还不太适应,传统的纲常伦理,道统正统都乱了。

  然而日本人认为袁世凯是个政治强人,他有可能使中国由弱转强,成为日本扩张的重要障碍,所以日本人是处心积虑的要搞臭袁世凯,给他送来来了21条,必须签,不签就开打。但是袁世凯居然签了这21条,他的声望就自然大跌,内政外交一塌糊涂。那么该怎么样来树立权威呢?有人说称帝。然而这个逻辑似乎是颠倒了,一般的开国元勋都是需要文功武治,把人震住,这样称帝才能顺理成章,但是袁世凯认为,只有称帝才能度过内政外交的危机,历史就这样倒退了。结果自然是在众叛亲离当中,袁世凯死去,中国就陷入了一种无权威的这种状态,但这种政治的这种纷乱的状态,对于日本人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有人设想,如果袁世凯不称帝的话,毕竟他是一个政治强人,通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说不定中国还存在着统一政局的可能性,可能会慢慢的走出困境,中国可能会顺利的往前走一点,但这也只是一种可能。

  众所纷纭的五四

  作者认为五四运动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新文化运动;而第二部分是1919年五四前后的政治运动。

  新文化运动刚开始是一次文化的启蒙,是一次白话文的运动,主要是要对古文体改革,白话文运动起点是胡适,他的主张还是技术性了,到了陈独秀的手里才变成革命,到后来新文化运动更进一步输入了新思想,废除旧伦理,打倒孔家店。到了这一步,五四运动才回到了他的本意,个性的解放,思想的深度启蒙。

  那么为什么会爆发五四运动呢,有人认为说,中国要亡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所以才爆发了五四运动。而作者认为没那么简单,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是当初签《二十一条》的时候,中国即将变成下一个朝鲜,但是即使是在那会儿,抗议规模也没现在这么大。所以作者认为:一战结束,中国第一次成为战胜国,中国人以为到了自己最牛的时候,该是洗刷屈辱,废除一切不平等的时候了。但那个时候国际政治还是丛林政治,所谓弱国无外交,虽然我们自认为是战胜国,但其实结果很可怜。北洋政府拿人钱,用来打内战,再加上巴黎的和会,中国要不会山东,条约不能废除,民族情绪全面爆发。

  有人会问,如果没有这场新文化运动,有没有可能在1919年5月4日发生抗议运动呢?作者认为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五四抗议主要是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与前面的我说的思想解放关系不大。五四的确是一场很重要的运动,它的意义和价值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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